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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5月，北京中南海，病中的毛泽东提起笔，给湖南省有关方面写下一封信，请求照顾远在韶山的九弟毛泽连。
信里的话并不长，意思却很重：自己年纪大了，今后恐怕顾不上这个弟弟。
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书。
毛泽东一生很少利用职务为亲属谋求特殊照顾，即便亲人生活困难，他也尽量按照普通人的标准处理。
晚年写下这封信，显然不是为了替毛泽连争取优厚待遇，而是担心自己离开后，弟弟失去依靠。
毛泽连比毛泽东小，是毛氏兄弟中长期留在家乡的一人。
兄弟二人虽然走上了不同道路，但早年的联系并不少。
那个年代，韶山一带社会动荡，农民生活艰难，毛泽东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时，毛泽连也逐渐接触到一些革命活动。
有意思的是，毛泽连并非一开始就承担什么重要职务。
他年轻，熟悉乡间道路，又机灵胆大，后来做过传递消息、观察敌情的工作。
这样的事情看似不起眼，实际十分危险，一旦身份暴露，往往连累全家。
一次夜间，毛泽东正在乡间向群众讲话，敌人的队伍突然向村子逼近。
负责观察动静的毛泽连发现异常，赶紧用灯光传递警讯。
毛泽东得到提醒后迅速转移，避开了搜捕。
这次脱险并不是偶然。
那时敌我力量悬殊，乡村缺少可靠的通讯手段，传递消息只能依靠熟悉地形的群众。
一个灯号，一声口信，都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
毛泽连承担的，正是这种不能出差错的差事。
后来，为了帮助毛泽东的家人转移，毛泽连还曾与杨开慧设法掩护孩子离开险地。
具体细节在不同回忆材料中略有差异，但毛泽连曾参与保护亲属、躲避追捕这一点，多次出现在相关叙述里。
毛泽东离开家乡后，毛泽连也受到牵连。
为了躲避搜捕，他带着家人辗转藏身，生活没有固定着落。
一次逃亡中，他的眼睛受伤，因为缺少及时医治，视力严重下降，后来几乎失明。
这场伤病改变了毛泽连的一生。
他没有机会接受完整教育，也没有条件学习一门谋生手艺，眼睛受损后，普通劳动更难完成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回到韶山居住，日子仍然过得俭朴，和城里的生活相距很远。
毛泽东得知弟弟的情况后，曾询问能否把毛泽连接到北京治疗。
一次谈话中，他问起九弟近况，听说对方双眼几乎失明，沉默了很久。
随后，他托人把毛泽连接到北京，并安排到医院检查。
毛泽连在北京接受了一段时间治疗，视力得到一定改善。
临别时，毛泽东叮嘱他安心休养，有困难可以写信来。
兄弟之间没有过多客套，毛泽连也没有借此提出更多要求。
有人曾建议，既然毛泽连为革命和家庭承担过风险，不如由地方安排一份轻省工作。
毛泽东却说：“他对我有恩，但不能因为是我的弟弟，就给地方增加特殊负担。
”这句话，听起来有些硬，放在当时的制度环境里，却是他处理亲属问题的一贯态度。
毛泽东并非完全不管弟弟。
根据有关回忆，他后来长期用自己的稿费接济毛泽连，但这类帮助主要属于个人之间的照应，不等同于让公家为亲属提供特殊待遇。
毛泽连生活清苦，却很少主动向政府提出要求。
到了晚年，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，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处理家乡和亲属的事情。
他想到毛泽连双目不便、年事渐高，也想到自己可能再没有精力照看弟弟，于是才给湖南省有关方面写信，请求给予适当帮助。
湖南方面后来根据毛泽连的身体情况和早年经历，给予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补助。
这笔钱数目不大，只能维持基本生活，却解决了一个盲人长期生活中的实际困难。
毛泽连留在韶山，依靠这份补助度过晚年，直到生命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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